支撑起远古文明的大厦

在国外，关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年代研究已经开展了近两个世纪，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年代有了普遍认同的看法。本文就古埃及、两河流域古文明年代学中的天文问题作一简略的介绍。

对于古埃及人来说，天狼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每当天狼星在黎明时分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时（天文学上叫做“偕日出”或“偕日升”），就预示尼罗河即将泛滥，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在现今通用的太阳历即“公历”上，天狼星偕日出的日期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古埃及使用所谓的“民用太阳历”，分一年为洪水泛滥季、冬季和夏季三季，每季4月，每月30日，年终另加5天为假日，一年计有365天，比实际太阳年长度少1／4日。这样埃及太阳年就在季节中漂移，天狼星的偕日出日期就不固定，每四年就提前1天，每过1460年一个大周期，天狼星偕日出日期就重复。如果有记录给出天狼星偕日出日期，就可以按上述规律推定与之对应的年代。古埃及的绝对年代定点就是依据天狼星偕日出记录建立起来的。

古埃及文献及考古资料中共发现7个天狼星记录，年代学家都确定了这些记录的年代。最早的是第12王朝第5王塞索斯特里斯三世（SesostrisIII）的7年第二季第4月（即8月）16日的记录。著名年代学者帕克（R．Parker）据此把这一年定为1872BC。有了这个定点，第12王朝年代问题就基本上得到解决，帕克认为第12王朝的时间断限为1991—1786BC。不仅如此，第12王朝以前的所有年代都要参照这一定点向前推算。

以天狼星日期记录建立的古埃及天文绝对年代框架，已经成为埃及年代学的基础。这个框架为一般学者普遍接受，但也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首先，天狼星年代同观测地点有关。根据天文计算，观测地点往南移纬度一度，天狼星偕日升日期就早一天。古埃及的天文观测点主要有三个，自南向北依次为埃里芬梯尼（Elephantine）、底比斯（Thebes）和孟菲斯（Menphis）。同一个天狼星日期记录，如不能确定观测地点，可能导致30年左右的不确定量。

其次，天狼星年代是基于一个根本的假设之上，就是古埃及的民用太阳年从未有过调整。这一点要是按中国古代的观念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中国古代以置闰月的方法保持阴历月和季节的协调，使相互之间不至于偏差太远。古埃及民用历法明明分一年为三季，如果不作置闰的调整，那历法上的三季很少是和实际季节符合的，而在很多时候是冬季跑到了夏季，夏季跑到了冬季。严格说来，只有天狼星周期1460年中起始的那一年季节才名副其实，这对注重农业的古埃及人来说同样也是很奇怪的。然而，埃及的年代学正是建立在这种不变的“民用”太阳历的假设之上。

古代日食记录既可以用来确定古代年代定点，又可以用来研究地球自转长期变慢的现象，而后者又影响到古代日食的推算，这就是一个问题互为制约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国外古文明的日食记录对于中国利用日食记录断代就具有参考价值；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文年代学问题的世界性：中国夏商周的断代研究和世界古文明的年代学研究决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互相贯通，交叉论证的。

古代近东有两次较早的日食记录：一次是赫梯国王穆尔西里二世（MursiliⅡ）10年的日食。这次日食记录是福勒（E．Forrer）在1920年前后在保加兹库（Boghazkoi）一块泥板上发现的。记录说：穆尔西里二世10年，国王拆除冬天的营房准备春季征伐，这时发生了日食。纽格伯（P．Neugebauer）、肖赫（C．Schoch）先后对这次日食进行了考证，提出了多种可能，最后肖赫认定是公元前1335年3月13日的日食。《剑桥古代史》（CambridgeAncientHistory）说这恐怕是赫梯年代学上最为确定的年代。

另一个日食记录是1928年在乌加里特（Ugarit）发现的泥板上的日食记录。泥板记录说：黑牙（hiyaru）月（相当于公历的2月或3月）的新月这一天糟透了，太阳白天消失，它的守护神是拉夏伯（Rashap，即火星）。1970年，英国学者索耶（J．F．W．Sawyer）和史蒂文森（F．R．Stephenson）研究认为，这是公元前1375年5月3日发生在乌加里特北40公里左右的日食。但这个结论和记录中提到火星可以在太阳旁边见到的事实相矛盾。1989年，荷兰天文学者德扬（T．deJong）和房索尔特（W．H．vanSoldt）对这次日食记录做了重新认证，认为这次日食发生在1223年3月5日，日食时火星在太阳附近可见。

这两次日食虽然不是古埃及的记录，但对于确定古埃及年代也有价值。这一时期系埃及第18王朝后期，史称“阿玛尔那时期”（Amarnaperiod，1390—1295BC），有证据表明当时埃及和赫梯交往频繁，历史年代也就存在着互相印证的关系。当然也有学者对基于天狼星周期的埃及年代学体系持根本怀疑态度，试图独辟蹊径，推算上述乌加里特的日食是发生在公元前823年4月2日，和一般认为的年代差四、五百年，这就使赫梯和埃及年代学中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复杂化。

在古巴比伦的年代学中，汉穆拉比（Hammurabi）王朝年代的确定是关键问题。年代学者们则是依据所谓的“金星泥板”上关于金星出没的记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金星泥板”是指在两河流域发现的抄录有古巴比伦时期金星出没天象及其预兆的泥板书。由于金星运动的五个会合周期差不多是8年，金星的出没就呈现约8年的周期。于是就可以把金星泥板上金星出没记录与这种周期分布拟合，以求合适的年代。金星泥板上的预兆之一提到了古巴比伦王朝第10王阿米查杜加（Ammizaduga）第8年的年名。根据年表知道阿米查杜加8年比汉穆拉比的元年晚153年，因而可以从前者的年代求得后者的年代。

“金星泥板”自从20年代研究发表以来，学者们据此提出了多种汉穆拉比元年的可能值，最高年代与最低年代相差达四、五百年。学者们的观点比较集中在“低”、“中”、“高”三个年代系统。按照低年代系，汉穆拉比在位年代是1728—1686BC，而相应地古巴比伦王朝的年代断限为1830—1531BC。如果采用“中”或“高”年代体系，则所有的年代都向前推64年或120年。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选哪一个年代系。学者们似乎更多地倾向于“中”、“低”两个年代系。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在他的《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1954。）中，认为“低”、“中”二个年代最优，但决定不了那一个；荷兰著名天文学史家范德瓦尔登（B．vanderWaerden）在他的天文学史名著《科学之光II—天文学的诞生》（ScienceAwakeningⅡ—TheBirthofAstronomy，1974。）则认定“低”年代系。总的说来，古巴比伦汉穆拉比王朝的年代尚未完全解决。

朔望月长约29．5日，古代历法多以大、小月相间的办法安排朔望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平均起来就是29．5日。在古埃及和巴比伦，朔望月的安排则完全基于观测；人们以在西方天空最先见到月牙的那一天为新月的第一天。由于观测新月受观测地点、季节、天气、黄白交角、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等诸因素影响，就使得观测的新月日期会有1至2日的偏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连续大月或连续小月的情况，甚至可能出现一月有31天或32天。

现存古埃及泥板上有第12王朝阿蒙奈姆海特三世（AmenemhetⅢ）时期、第18王朝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Ⅲ）时期和第20王朝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Ⅱ）时期的一些朔望月日期记录。帕克首先从年代学的角度对这些朔望月日期进行了研究。当美国学者朗（R．Long）对用天狼星日期定出的第12王朝塞索斯特里斯三世7年为1872BC这个年代定点提出根本质疑的时候，帕克就利用第12王朝时期的12个朔望日期记录，进一步论证天狼星年代是可靠的。后来第18王朝、第20王朝的朔望月日期记录都在埃及年代学研究有所利用。

在古巴比伦，汉穆拉比、阿米查杜加时期的泥板商务文书中有一些朔望月长度资料。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胡勃（P．Huber）等人把它们和金星出没记录配合起来，对古巴比伦“低”、“中”、“高”三种年代体系进行交叉校对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高”年代体系符合得相当好，而其它年代体系都不可取。这个研究由于考虑到新的天象因素（朔望月长度），在方法上又有创新，所以结论当更具有说服力。这也说明了朔望月记录在年代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